“曙光1000”研制团队部分成员，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技研究可以分为3个层次。即纯学术研究、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纯学术研究一般为基础性的理论研究，可以起到“登高望远”作用；发展研究是指把理论可行性物化成现实存在的探索过程；商品研究旨在改进发展研究的成果，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杨振宁强调，时代在前进，科技研究的侧重点也在改变。以前，科技研究主要是一个纯学术范畴；而现在，发展研究和商品研究成为其最为丰富和活跃的内涵。在发达国家，对于科技研究的财政支持90％以上投入到应用方面，纯学术方面还不到10％。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尤其需要扶植能够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科技研究，鼓励科技人才特别是高层次的科技人才在商品经济的舞台上施展才华。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科技工作者都“下海”，这要因人而异。有的人“下海”后会淹死的。陈景润就是一个例子。就让他安心做纯学术研究好了。
国内一些人对于科技工作者经商忧心忡忡，杨振宁却不以为然。他指出，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一些科技工作者“下海”必然会在人们思想上造成某种程度的混乱，这不足为怪。中国自古存在轻商意识。现在仍有很多人认为，从商是鄙俗的，做学问才清高。即使做学问，他们也都宁愿挤在纯粹学术的狭小天地。这对国家的发展十分不利。要想改变这种状况，一是需要全社会克服偏见，树立新的风尚；二是需要政府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一些教授之所以不肯“下海”，除了因为觉得丢脸外，还因为惧“海”。万一从商不成功怎么办？本来，他可以当一辈子教授的。政府是否可以就此想个办法，比如告诉他：“没关系，你去做5年，不行可以回来。”这样他就有安全感。科技工作者经商或许会使某些研究领域一时少出若干成果，但却有助于中国知识界彻底改变沿袭了几千年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迂腐观念，从而自觉地更多寻求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发现和实现自身的价值。因此，从长远看，其正面影响要远远大于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大学里最优秀的学生较少选择纯理论的学科和专业，也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出路，这恰恰是国家的需要。
就高层次科技人才“下海”，杨振宁举了香港的两个例子。过去，人们要想录下某一电视节目，必须在指定的时间进行比较复杂的操作。大约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现在，全世界很多报刊的电视节目预告上，每个节目后面都有一个号码。只要把某一号码输入一台与电视机相连的附属设备，这个节目到时就会自动被录下来。这名教师和他的朋友们料到这个机器受人欢迎，也想出了怎样制造。于是，他们便游说别人投资，建立了生产这种机器的工厂。该工厂发展得很快，已在世界各地销售其产品。这位教师离开了学校，从事着与此新事业有关的各种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的另一位教师找到了以低廉成本生产液晶显示板的途径。他也不再教书，而成立了专门经营这种业务的公司，为各种用户生产不同规格尺寸的液晶显示板，生意十分红火。如果中国大陆有了更多的这种人才，相信定会给经济带来空前的繁荣。
杨振宁说，将纯粹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日本和美国都很成功，英国则很不成功。以生物工程为例，英国在这一领域积聚了很多一流的科技人才，乃至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但他们只会做纯粹的研究，不肯或不会“下海”，所以他们的生物工程赚不来钱。在这方面，英国与中国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没能有效地实现科技成果商品化；不同的是，英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很高，而中国由于财力限制尚不具备这样的科技实力。所以，较之中国，英国的这一问题更为突出。此现象值得中国做深入研究。总的说来，这与它的政府政策、学术界风气以及金融投资结构有关。英国在金融投资结构上与日本和美国有很大差别。要想使工业发展，必需有技术上的新见解，当这种新见解还不成气候时，就得有人愿意出钱来试试，这就是风险投资。把风险投资者和技术人才衔接起来，英国不会做，日本和美国却很会做。杨振宁指出，中国也应走这条路。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体制和管理问题。中国须造就众多既有科技头脑，又有商品意识的人，他们能看出哪些科技成果值得做风险投资，哪些不值得。中国现在有必要也有能力着手这件事了。
采访结束时，夜幕已经低垂。高速公路上滚滚的车流好似条条火龙。我打开录音机，杨振宁博士那纯正的普通话立刻与车窗外的钢铁与混凝土音符交织在一起。“……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发展经济，其它都是次要的。我认为，已经‘下海’的高层次科技人才在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希望他们的人数能够多些，再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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